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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开始崩溃了吗?

文章作者:admin / 发表时间:2019-09-20 / 点击:

  不能简单将美国制造业的变化解释为“衰退”,而更应视之为一种结构转型。 然而,特朗普却...

  当地时间2019年8月22日是“美国制造”一个令人伤感的日子:这一天,国际咨询机构IHS马基特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49.9,同时出口指数创下自2009年8月以来单月最大降幅。

  这是2009年以来美国PMI值首次跌破50的“荣枯线”,并印证了一周前(8月15日)美联储所公布的7月美国工业数据(工业生产负增长0.2%,其中制造业产出降幅0.4%,自2018年12月以来累计降幅高达1.5%以上)所显示的结论:美国制造业已再次亮起“红灯”。

  事实上,进入2019年以来,美国工业和制造业产出就已经持续下滑,国内外多家分析机构已接二连三发出警示。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坚信“美国制造没有问题”,部分美国分析机构也一度相信,美国政府减税等措施可有效抵消方方面面对“美国制造”所造成的压力,直到7月底8月初,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仍以“全国工厂活动指数良性”(7月数值为51.2%)为由,劝说美国人“稍安勿躁”。

  但残酷的现实很快摆在面前:8月美国全国工厂活动指数一下跌了2.1个点至49.1,连续5个月下滑并创出2016年1月以来最低点。尽管一些经济学家仍然用“全国工厂活动指数尚未跌破经济萧条指标线”为由为美国经济和“美国制造”辩护,但毫无疑问的是,依旧相信“美国制造”仍处于强势,

  8月21日,由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所创办公司出品的纪录片《美国工厂》正式发行,并迅速轰动全美。在这部纪录片中,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倒闭的通用汽车俄亥俄州代顿工厂数千员工,以及他们集中居住、严重依赖汽车产业的代顿社区生活濒临绝境,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当地开设生产汽车用浮法玻璃的福耀玻璃美国公司挽救了社区的生命和工人们的饭碗,却一度得不到社区、工人的心悦诚服,这些人抱怨新工作“累死累活、加班加点,工资却只有12.84美元/小时”,仍然怀念昔日通用工厂平均29美元/小时的“舒适蓝领工”——但

  9月15日23时59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宣布,由于新合约谈判破裂全美约4.6万通用汽车工人开始举行12年来最大规模罢工,53个通用汽车设施,包括33个生产基地和20个配送仓库被工会纠察队强制关闭。通用汽车在声明中表示,资方提出包括70亿美元厂房投资、增加5400个新职位和“最佳薪资福利”等建议,但工会方面仍表示“无法接受”。对此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并非所有美国工人尤其美国工会,接受了通用代顿工厂原职工“减薪总比无薪好”的新理解,他们的思维定式,

  仍停留在“美国制造”无往不利的年代——糟糕的是,特朗普和围绕在他身边的支持者们也是这么想的。

  2017年7月中旬,特朗普兴致勃勃地发起了所谓“美国制造周”活动,并将“主战场”摆到了白宫,在那里隆重推出50个州的制造品或工艺品,并亲自出马,大谈“美国制造”的重要性,他还郑重其事地向美国人推介了一系列“美国制造的典范”,从“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到哈雷摩托。

  美国制造标签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认证,只有全部或几乎全部零部件都在美国生产、组装也在美国境内的产品才可以标注为“美国制造”,2016年就爆发过FTC迫使底特律公司Shinola澄清其所制造产品中“包含主要进口零件”。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1933年胡佛总统签署的“买美国货法案”,政府采购需“尽可能购买美国制造产品”,但只要美国产零部件过半就达标。 服装和其他纺织品只要在美国缝制剪裁,不论纤维是否进口都算美国制造,而根据1994年美国汽车标签法,任何含有70%以上美国或加拿大制造零部件的汽车都可称作“美国制造”。

  特朗普上台后不惜“退群”,试图逼迫加拿大、墨西哥等贸易伙伴接受更高份额的“美国制造”比例标准,并将对方的妥协当作自己“政绩”加以炫耀。

  然而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特朗普家族的许多商品同样不是“美国制造”,如特朗普眼镜、部分特朗普领带和特朗普西装都是在中国制造的,特朗普衬衫则来自孟加拉国、洪都拉斯、越南和中国。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品牌系列产品多为孟加拉国、印度、中国、印尼和越南制造。

  极富讽刺意味的是,2018~2019年,哈雷摩托等多个在被调侃为“特朗普周”的“美国制造周”受到特朗普“隆重推荐”的“美国制造典型”,却纷纷关闭在美生产线,转而在境外扩大产能,引发特朗普“雷霆阵阵”。 在“特朗普周”蒙特朗普垂青亲自主持下水仪式的“福特”号倒没有“外包”,但这个“美国制造精品”的核心设备——电磁弹射器却偏偏出了大问题,以至于特朗普不得不放话,希望放弃这个“高精尖”,改回传统的蒸汽弹射器,尽管这意味着把一大笔钱白白扔进大西洋。

  其实美国人的确仍有为“美国制造”自豪的资本,因为其实直到今天,美国仍然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强国。

  尽管老家在费城的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曾在2008年、2012年和2017年反复提出一项旨在鼓励“美国制造”回归本土的“鼓励制造业和就业机会转移回国的策略”法案的弗兰克沃尔夫强调,纽约到华盛顿沿途的制造业企业大量关停并转,但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制造业衰退并非中国崛起以后的事,事实上,该地区曾经的产业支柱——纺织业早在“一战”后就开始萎缩,机械制造业也在“二战”后的“第三次浪潮”中逐渐转型;美国另一个制造业中心区域:五大湖区的各城市,一些产业也在萎缩,如匹兹堡的钢铁加工业、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芝加哥的粮食加工业等等,随着三大车企的盛极而衰, 曾经号称“制造业乐土”的汽车城底特律及其周边,许多曾热闹非凡的厂房如今一片死寂,成片的社区因工厂关门、居民外迁而变成“死城” ,商业网点和水、电、通讯等服务相继因不堪重负而停顿,曾传得沸沸扬扬的所谓“一美元独立屋”,就来自这些实际上已无法居住和正常生活的“死城”。

  同时拥有波音和微软两大高科技企业集团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就丝毫看不出“制造业萎缩”的半点痕迹:尽管波音差点丢掉了美军加油机合同,波音787的推出也几次跳票,但生产线上仍然忙碌异常,订单排到满满,“参观波音总装厂”,一直是美国乃至整个北美一个招牌式的重点旅游项目;面对新的电子产品冲击,微软被认为“市场竞争力今不如昔”,但其市场表现依旧抢眼,更何况,抢走微软风头的,同样是一些美国厂商和品牌。

  无独有偶,安徽阜阳供电公司工会举办“国网阜阳供电公司暑期亲子。另一个高科技制造业城市——位于得克萨斯腹地的火箭城休斯顿,其航天工业仍然保持着高度繁荣,五大湖区制造业的萎缩和裁员狂潮,仿佛和他们没太多关系。

  正如许多圈内人士所指出的,不能简单将美国制造业的变化解释为“衰退”,而更应视之为一种结构转型。

  根据经济研究公司“环球透视”董事奈基的资料,美国纺织、服装、家电等低端制造业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3%,而中国则高达25%。但

  在飞机、特种工业机械、医疗科学设备和信息产业等高端制造业领域,美国占据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规模小了,能耗少了,但产值却仍然很高,而且由于美国掌握着大量的知识产权和高端产业,又占据全球金融业的支配地位,在海外经营的美国制造业企业,实际上为美国创造的财富,比为当地创造的还要多。

  一些大型企业都设有专门的职工技校,在技校中学习两年,期满后就成为技术工人,薪水一下就能跳到35000美元以上。不单如此,由于美国是非福利国家,医疗、养老主要依赖商业性保险,因此大企业和危险工种都要由厂方负担繁重的福利保险开销,北美的相关保险并非保一人,而是保全家,比如牙科保险,一名福特的技术工人,公司代办的牙科保险可以让配偶、子女都享受到同等的看牙福利。一些小企业福利相对较差,但相应的,工资标准就比较高。

  美国最低时薪标准看上去并不高,自2009年7月起,联邦法定最低时薪为7.25美元/小时,而各州的标准更低,蒙大拿有4美元/小时的,怀俄明有5.15美元/小时的,俄克拉荷马甚至有2美元/小时的,但除了怀俄明,其余各州的低薪工都是非全日制的低端工种,而制造业所雇用的主要为全福利、全日制的正式工,且由于制造业的升级,技术工的比例越来越高,工资平均水平自然也水涨船高。

  尽管许多舆论渲染美国购买力下降,让外界误以为美国产业工人在降薪,但事实上由于工会的发达和强势,产业工人在美国是“最不容易被降薪的就业者”,

  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濒临破产时,接管企业的美国政府代表百般施压,工人们仍然寸步不让,要想压缩薪酬开支,除了咬牙裁员,唯一的出路只有外迁。

  按照惯例,美国产业工人的年薪每年都要上浮,大公司一般为3%~5%,小公司因为福利差,需要吸引人加入,往往高达8%,甚至15%,在福特等大公司工作的产业工人,10年后的年薪最低也在4万~5万美元,通常都能突破7万美元大关,而且福利健全、优裕。 碰上不景气,加薪可能会被冻结,但冻结一线产业工人的加薪,很难通过工会这一道难关。

  ,事实上早在中国制造业崛起前20年的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一般制造业就开始大规模外流邻国墨西哥,且不说中国劳动力成本就算上浮,也远远赶不上美国。就算中国劳动力成本失去竞争优势,追求低成本、高效益的美国制造业企业也会选择其他低薪国家(如印度、越南,也有不少美国制造业企业选择回到墨西哥),而不是迁回本土,这显然和沃尔夫的判断相左。

  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制造业并不能简单称为衰落,而是结构转型,产能的转移对美国也是利弊参半,利大于弊;美国制造业的外迁固然有相当部分流入中国,但并不能形成因果关系;即使离开中国,这些制造业也未必回归美国本土。

  问题在于,特朗普和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中的保守派偏偏制订了让“美国制造”回到美国这样一个不切实际、也未必对美国经济有益的战略,并为此不惜打乱全球产业分工和自由贸易体系,并竖起高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更要命的是,为取悦基本选民,争取连选连任,特朗普还采取了打击非法移民的“配套措施”,这实际上令“美国制造”尤其非高端制造业的运营成本雪上加霜: 众所周知,非法移民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制造”拉低劳动力成本的决定性砝码,而类似UAW的工会势力倘继续坐大,只能继续把美国制造业成本推上令人绝望的巅峰。

  对“美国制造”回归前景继续抱持乐观的人士,将“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减税上,特朗普也的确在暗示,美国不排除在2019年或2020年再发动一次减税。

  问题是美国原本就是个赤字高企的“重债务国”,2018年高达1.5万亿美元的大手笔减税为制造业和消费所提供的刺激已消费殆尽,倘再如法炮制,在债台高筑、长短期国债收益率面临“倒穿”的形势下,腾挪余地究竟还有多少,是需要打上个大大问号的。

  许多分析家指出,美国企业、资本仍然牢牢控制着全球各主要制造业尤其高端制造业领域的上游产业端和“游戏规则”话语权,而在一些利润率最高、科技含量最大的高端产业领域,“美国制造”仍然占据垄断地位,只要这些“制高点”不丧失,“美国制造”的前景仍可谨慎乐观。

  然而自2019年初发酵至今的波音公司“737MAX危机”表明,即便号称“美国制造业之翼”的波音,如今也深陷危机之中,“美国制造”最后的高地——高端制造业,如今也正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而特朗普及其竞选对手们所提出的五花八门刺激方案,似乎都对这一信号反应迟钝,依旧将注意力放在与中国、墨西哥、日本和欧洲争夺“流水线支配权”的层面上。

  如前所述,美国“流水线制造业”的流失很大程度上是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结果,对美国社会和经济而言并不都是坏事,也是很难逆转的趋势,

  “美国制造”的核心战略利益,也并非和新兴国家争夺“流水线制造业”的一日长短,而是继续守住高端制造业和产业链上游、“游戏规则话语权”等为数不多但举足轻重的“制造业高地”。

  然而美国朝野仍旧执拗地不惜巨大代价,和贸易伙伴、金融资本、工会……进行着“流水线上的血战”,与此同时,“制造业高地”却日渐变得破绽百出。

  这或许仅仅是个开头,而一旦“制造业高地”开始崩溃,“美国制造”的寒冬将真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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